老理发店的三色灯柱还在慢悠悠地转着，红蓝白的斜纹一圈一圈爬上又落下，像某种不知疲倦的钟摆。我从那把磨得发亮的皮转椅上站起来，脖颈上还沾着细碎的头发茬子，隔着玻璃门望见街对面停着的一辆深灰色轿车，车顶落了两片梧桐叶，引擎盖上映着被树影切碎的日光。那会儿我突然觉得，这灯柱和那汽车，其实都在转，只是人坐进车里，就忘了自己也在转。

我小时候，镇上唯一的汽车是供销社那辆解放牌卡车，车厢板缝里塞满稻草和化肥袋的气味。司机老周每次发动它，都要拿摇把在车头前面弯着腰转上十几圈，车身才咳嗽似的抖起来，排气管喷出一团团黑烟，像是憋了一整个冬天的嗓子。孩子们跟在车屁股后面跑，尘土扑到脸上也不躲，直到那车拐过土坡，看不见了，耳朵里还留着发动机突突的喘气声。那时候觉得，能坐在驾驶室里的人，手掌心里攥着一整条路的秘密。

后来我进城读书，第一次坐上公共汽车，售票员在过道里挤来挤去，手里捏着一沓毛票，报站名的声音被引擎盖得模模糊糊。我贴着车窗玻璃，看路边的梧桐一棵一棵往后退，速度并不快，却觉得整个世界都在朝我涌来，又朝我身后逃去。那辆车走走停停，门开了又合，上来的面孔换了一张又一张，没有一张我认得。到站的时候，我几乎是被后面的人推着下了车，脚踩在水泥地上，愣了好一会儿，才分清哪边是来路，哪边是去处。

真正握住方向盘是十年后的事。那辆二手桑塔纳的离合器沉得像踩进一桶湿沙子，挂挡的时候要使劲往怀里掰，齿轮咬合的声音清脆而结实。我第一次独自开上环城快速路，黄昏的光从后视镜里斜斜打过来，前面的车尾灯连成一条暗红色的线，缓缓向前流动。忽然下起小雨，雨刷摆起来，刮掉一层水膜，又蒙上一层新的。我不知怎么想起老理发店里那三色灯柱，它转了一辈子，也不过是让人看清头顶那一小块地方，而此刻我握着方向盘，却要看清前方几百米外每一次刹车的意图。

汽车把路拉直了，也把人的距离拉远了。以前走亲戚，骑自行车两个小时，路上的田埂、水塘、村口的大槐树都记得清清楚楚，到了地方，身上带着一路的风和灰。现在开车四十分钟，高速路两边的护栏长得一模一样，下了匝道拐进小区，停好车，推开门，身上的温度和在出发时没什么差别。母亲有时候会念叨，说你们开车回来快是快，可饭还没凉就到了，倒显得那顿饭准备得太急。她不知道，我常在等红灯的时候，望着旁边车里陌生人的侧脸，想他是不是也和我一样，把一段路过成了几首歌的时间。

前些天路过那家老理发店，三色灯还在转，只是店门换了新的铝合金框，里面坐着的理发师换了人。门口停着一辆白色电动车，充电线拖到人行道上，像一条细长的脐带。我忽然想起当年供销社那辆解放牌卡车，想起老周摇把转动的那个早晨，想起公共汽车上售票员报站的声音，想起自己第一次独自开上快速路的黄昏。那些车都不在了，可路上总有车在跑，灯柱还在转，方向盘还在手里，前方永远是挡风玻璃外那一小片不断变化的风景。